改頭換面。作偽者利用舊書畫,采取挖割、揩洗、添款、移款等惡劣手段,變無款為有款,近代改古代,小名家改大名家。曾看到一幅屬于清朝初期接近揚州王漢藻藝術風格的山水樓閣圖,被人洗掉名款,添上劉松年的名字,冒充南宋畫。還看到一幅絹本設色山水,經(jīng)過裁割、添款,偽造成清初畫家鄭旼的作品。凡是名款被洗掉、挖掉或從別處移過來的,紙絹上總有些痕跡可尋。書畫一經(jīng)裁割,勢必影響通幅布局的完整性,只要具有一定的藝術鑒賞能力,也是不難鑒別的,特別是后添款的筆跡,墨色往往浮在紙絹上面,容易看得出來。
真?zhèn)位祀s。有的把題跋與繪畫割裂開來,重新補配,裝裱成卷,這樣就變成真畫假跋、假畫真跋兩件東西了。也有所謂“雨夾雪”的辦法,從一部冊頁或一堂屏條中,用偽品抽換一些,真真假假,借此來欺世牟利。更有在沒有題款的肖像畫上,無中生有,瞎造一個畫家的名字,題在上面,就是為某某(如曹雪芹)畫的像,還拼湊一些別人的題跋附在一起。凡此種種,我們都要仔細觀察,去偽存真,還其本來面目;否則,鑒定失誤,會給學術研究帶來很壞的影響。
模仿偽造。同時代模仿的,如明代沈周(啟南)、清代王翚(石谷)和近代齊白石等,本人在世時就有模仿品,傳到后世,鑒別不易。近代紹興有人利用趙之謙用剩的舊信?,偽造趙之謙信札,很容易迷惑人。相對來說,后人仿古人,因為時代風格不一樣,鑒別比較容易些。我們工作中碰到的大量偽品,紙絹用染色、煙熏等辦法做舊,藝術水平較低。有的甚至連真跡也沒有看見過,就瞎寫亂畫,例如1949年前《中華名畫》印出的所謂北宋米芾《白鵝換書圖》,上面有蘇東坡、唐伯虎、王石谷、惲南田等人題字,憑空杜撰,毫無根據(jù),筆墨惡俗不堪,這可算是偽品中的劣品。仿古偽作,水平高下懸殊,1949年前《金石書畫》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《睡猿圖》,好像氣息很舊,實為近代張大千偽造。這里需要指出的,早期臨摹本,如宋人摹顧愷之的《洛神圖》《列女圖》等,雖非真跡,仍有它重要的歷史、藝術研究價值。
鉤描填墨。作偽者把紙張覆蓋在古代法帖或書法家的字軸、對聯(lián)上面,用細筆雙鉤描下來,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濃墨。這類偽品,初看很像,仔細觀察,就會發(fā)現(xiàn)筆鋒板澀,墨色沒有濃淡,整幅氣韻滯鈍,有的由于作偽者一時粗心,濃墨沒有填滿,還會露出細筆雙鉤的馬腳來。曾見清初吳山濤山水軸,作偽伎倆比較高明,題款即用此法。我們在明末倪元璐、清初王鐸等書法中偶爾也會碰到這類偽品。還有毫無根據(jù)的鉤描。曾見明代海瑞草書軸,胡鉤亂填,惡俗之至,就是這類貨色。
鉤描填墨是我國一種很古老的復制書法的方法,古代叫作“響拓”。流傳下來唐摹王羲之《蘭亭序》(神龍本)、王羲之世代家書《萬歲通天帖》等鉤描填墨的水平很高,這是“下真跡一等”的極為珍貴的文物,不能與偽品混為一談。
揭二層。把近代書畫在夾貢紙上的筆酣墨飽的作品,揭開來分為上層、下層兩張,利用下層紙筆墨滲透痕跡做假,參照上層紙原跡,添筆補色,再加蓋圖章,冒充真跡。這類偽品,紙面起浮毛,筆墨色彩也異樣,落筆處墨色重,行筆處墨色輕,星星點點,濃淡懸殊,總不太自然。還有些作偽者,利用稀絹本書畫后面的托紙(即“命紙”),經(jīng)過加工,以假充真。
怎樣鑒定書畫
鑒定書畫,主要把好兩道關:一是時代風格關,二是個人風格關。辨認時代風格是斷代,辨認個人風格是斷人,凡是有作者署名的真跡,通過這兩關。而辨認時代風格是總關。在浙江碰到不少所謂明朝唐伯虎、文徵明、仇十洲、徐文長的作品,時代風格只能到清朝,其偽不言自明。還有一些所謂岳飛的字跡,草書居多,也有行書和楷書,盡管其中有一些書法水平還不錯,但是寫得好不等于作品真,時代風格都不到南宋,統(tǒng)統(tǒng)是偽品。就我所知,可信的岳飛字跡,僅見于《鳳墅帖》,他的書法是學蘇東坡的,肉豐骨勁,外柔內剛,凝重中見風姿。傳世偽品,與岳飛的書風毫不相干,純粹是憑空瞎造。關通不過的東西,就不必再把第二關了,因為絕沒有時代風格不符而個人風格相符的真跡。書畫偽品中,時代風格關通不過的占絕大多數(shù),一般來說,這類偽品作偽伎倆比較低,容易鑒別。
有沒有關通過而第二關通不過的作品呢?有,數(shù)量也不少。這類偽品,情況比較復雜,要具體分析種種可能:代筆;同時代人偽造;古董商把同時代的小名頭書畫家作品,裁割添款,冒充大名頭書畫家的作品;被后人錯誤定名……鑒定這類作品,難度比較大,要反復審看,認真研究,仔細推敲。曾見彩色影印唐伯虎臨《韓熙載夜宴圖》卷,時代風格相符,而且畫卷上唐伯虎所題七絕詩兩首,書法也是真的,關通得過,但是繪畫的個人風格有問題。卷中所畫人物,形象較為刻板,衣紋線條顯得單薄,設色鮮艷有余,沉著不足,帶有俗氣。我認為這一卷應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職業(yè)畫師之手,唐伯虎在畫上題了詩。這是一卷殘缺不全的臨摹本,可能原有原畫家署名,被作偽者有意割去,冒充唐伯虎畫;也有可能流傳過程中受損殘缺,被后人誤定為唐伯虎的作品。這卷畫,時代是夠五,畫得很認真,有一定藝術水平,雖非唐伯虎真跡,也算是一件難得的古畫了。
由于時代風格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(chǎn)物,因此,它在藝壇上具有支配力量,任何書畫家都要受到它的影響和制約。舉例來說,漢朝書法家陳遵,決不能寫出楷書來,為什么?道理很簡單,因為楷書要到唐朝顏真卿、柳公權時代才完全擺脫隸意,真正確立。中國繪畫史上赫赫有名的東晉顧愷之,是六朝三大畫家之一,可是從他的《女史箴圖》卷、《洛神賦圖》卷(都是早期摹本)來看,人物畫得不錯,山水卻很幼稚,畫樹像“伸臂布指”,畫水則“水不容泛”,人大于山,比例也不恰當。這并不奇怪,因為東晉顧愷之時代,山水畫還沒有成熟。再如唐朝晚期孫位《竹林七賢圖》殘卷(舊題《高逸圖》卷),是現(xiàn)存國內的浙江古代畫家中早一件珍品,人物描繪得非常生動,樹石卻并不高明,同樣也是這個道理。
書畫家在長期藝術實踐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,例如:清代書法家劉墉喜用濃墨,王文治喜用淡墨,因有“濃墨宰相、淡墨探花”之稱。近代吳昌碩寫石鼓文喜用焦墨,黃賓虹作畫則常用宿墨。五代山水畫家董源、巨然用披麻皴,南宋馬遠、夏珪用斧劈皴,元代倪瓚用折帶皴。明代仇英畫人物眼睛很小,清代高其佩用手指頭畫鐘馗往往不畫眉毛。明代徐渭善畫大寫意花卉,落筆如風,絕少用色;惲壽平以沒骨法為花卉傳神,風姿綽約,則以色彩見長……可以說,歷代書畫家都有自己的面目,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。我們只要多看多記,就能逐步辨認出他們的風格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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